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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时隔20年,卖方研究再到破局临界点?有券商酝酿派点新规,有的减费用,多位行业人士对此发声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记者 黄靖斯)卖方研究江湖暗流涌动,两则分析师末位淘汰考核新规让行业神经再度紧绷。其一是光大证券近期正酝酿起草的分析师派点答辩方案,对连续两个季度派点占比不到1%的分析师进行答辩考核,但据记者了解,该方案目前并未落地。同样被热议的还有国盛证券的版本,各研究团队人数占比与派点占比严格挂钩,否则将实行末位淘汰机制。尽管实际情况并不如传言极端,但整体来看,研究所对分析师考核收紧及强调派点的痕迹已愈发明显,机构降佣的大背景下,一些券商已开始着手降本增效。除了降佣的整体压力,“双随机”现场检查后密集开出的监管罚单,也对卖方研究的“质保”提出更高要求。此外,据记者了解,有券商研究所已着手开始减费用。“节衣缩食过冬,只不过,不知道冬天会多么漫长”,前不久有分析师在朋友圈发出这般感慨,一个“难”字,或许能概括出当前行业面临的共同困境与迷茫。从上世纪90年代末探索市场化转型至今,卖方研究或许再一次走到了变革的前夕。追求派点,两家券商酝酿考核新规对连续两个季度派点占比不到1%的分析师进行答辩考核,近日光大证券研究所一则考核新规,再次将卖方研究江湖推至风口浪尖。同样被热议的,还有前不久传出的国盛证券最新考核管理方案,即各研究团队将严格按照派点占比水平定岗,若团队人数占比高于派点占比水平,则停止增加人员配置。一年后仍高于派点占比水平,则淘汰人员至派点占比水平。前者是超过25年的老牌研究所,后者是快速崛起的研究新秀,尽管两家的考核方案有所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派点的重要性。有券商分析师对记者透露,目前各家分析师的考核方式主要包含两种:一是过程考核,大概包括研报量、路演量、上市公司覆盖、调研等内容;二是派点考核,派点考核则比较单纯,基本上就是考核各组派点在研究所整体中的占比。无论是突出派点考核,还是引入末位淘汰机制,从业内分析来看,两家研究所刀刃向内的决心或许来自降佣大势下的成本压力。除此之外,中信建投研究所所长武超则提到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卖方研究及二级市场本身的周期属性也不容忽视,“优胜劣汰是卖方常态,当然也不排除过去几年,部分研究所人员快速扩张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带来压降成本的压力,这也是近期部分机构优化考核机制的一大背景。”事实上,分析师工作的高门槛、高强度已被外界熟知,在高度的市场化竞争中,末位淘汰更是早已有之。此外,记者也了解到,答辩考核在行业当中也并新鲜事,优胜劣汰对各个行业都是应有之意。早在几年前,在对分析师的梯队化考核体系中,光大证券就已引入答辩机制——对于较资深的分析师,主要考核其佣金派点、业务支持等;而对于初级的分析师,重点则放在培养能力和挖掘潜力上,通过答辩等制度帮助夯实基本功,搭建研究体系。考核重派点vs重过程如何平衡机构降佣箭在弦上,再结合近期部分研究所对派点的极致追求来看,接下来分析师要面临的,究竟是短期的体感不适,还是行业变天的序曲?面对眼下各种暗流涌动,长期从事卖方研究工作的武超则的观点中肯,她认为,一来分析师工作节奏快、强度高、竞争激烈、严格考核本就是常态,只是在近期内外环境刺激下,市场容易过于关注或放大其中的一些变化;二来这也对分析师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在保持研究独立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研报内容的审慎度、专业度和严谨度。此外也有市场观点认为,重派点背后的隐忧或许是,对分析师的考核指标将趋向单一。同时,在过于强调派点的狼性氛围下,行业会否走向重派点而轻研究的另一极端也值得警惕。为了避免考核标准的过于单一,武超则的建议是,“除了创收之外,研究所对分析师进行多元化的考核,比如在为公司各业务条线赋能方面,在提升公司口碑和品牌价值方面。”不过,对内研究赋能的考核往往存在难以量化的痛点,在这一点上,部分头部研究所已率先建立分析师对内服务价值兑现的常态化机制。“研究员对公司内部的服务,也会折算成相应的派点机制,由此在统一的激励机制框架下对分析师进行考核。”有分析师向记者透露。那么,该如何客观评价研究员的工作?究竟是重派点还是重过程,两者的平衡应如何拿捏?这或许是一道开放性命题。对此,兴银理财首席研究官徐寒飞的最新观点或可借鉴,他说,“原则其实很简单,评价投资经理,主要看结果;评价研究员,主要看过程。”不过,过程的考核,往往并不简单,如何科学设置指标是难点。徐寒飞曾在国内多家一流券商担任首席债券分析师,他认为,研究员的主要工作是“出主意”。因此,对研究员的评价,应该集中在研究员的工作对于实际投资决策过程有没有帮助上。在他看来,研究员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构建知识图谱,对杂乱无章的散乱信息和知识点进行梳理,有经验的研究员更会不断对“知识图谱”进行更新迭代;二是专业知识常识化,把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翻译成简单易懂的报告。卖方研究创收模式亟待变革眼下,降佣传言、罚单密集与考核收紧共同构成分析师所面临“三座大山”,这一过程中,集体过冬或许是行业更为普遍的感受。“节衣缩食过冬,只不过,不知道冬天会多么漫长”,前文分析师的这条朋友圈是对佣金下调的有感而发。对于降佣,他的态度相对更悲观,但也有代表性。他认为,“将对财富管理链条上的机构与从业人员造成巨大冲击。中小券商估计不少要退出卖方研究业务,亏不起这么多钱,从业人员薪酬可能会更加惨淡,券商投行与研究业务未来都会亏钱,难啊。”这一朋友圈也引发了同行共鸣。“降佣落地的结果或许就是大规模的行业出清,研究所的收入与支出格局重新洗牌,过往依靠大量砸钱的研究所更将面临人员结构的调整。”某头部券商分析师向记者反映。不过,也有一些分析师的表现颇为淡定,“整体影响有限,主要是在支出成本方面会得到更加严格的控制。”1999年,庄东辰、林义相等证券研究界的开拓者首次提出“研究换佣金”的商业模式。未来若降佣落地,是否意味着,卖方研究这一盛行超20年的佣金分仓业务模式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进一步而言,券商研究所或分析师如何提前做好应战准备?对于降佣传言,武超则认为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进行创收模式的变革,因此在真正的靴子落地之前,做好准备非常关键,“从海外经验来看,证券咨询业务的属性相对中立,本身不会背上太多创收指标,更多依靠提升公司品牌力、影响力以及其他业务议价权来体现价值。”因此在武超则看来,降佣也并不完全带来消极影响,它反而会促使卖方回归研究本源,坚持客观独立的研究定位。在简单地以研报换佣金的商业模式之外,对于业务牌照更丰富券商而言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可以通过衍生品、两融、投行或者财富管理业务来增加研究的价值。回望我国卖方研究30年发展足迹,从90年代早期的草莽与拓荒,到20世纪末初步奠定研究换佣金商业模式,再到百家争鸣各领风骚,其发展历程也并非一路坦途。尽管未来仍有重重阻滞,但在市场扩容、注册制之下,分析师的价值发现能力更被重视。武超则对此表示认同,“一来过去证券研究服务对象仅限于专业投资者,但近年来服务对象也延伸至产业资本、外资等;再者,注册制下上市公司即将步入5000+时代,分析师覆盖标的在扩容;此外,新媒体的发展提升了观点传播速度,整体来看分析师的影响力仍在不断扩大。”对此,武超则建议,在市场、行业的快速变化下,无论是新老分析师,都更需要保持自我的研究独立性,“要意识到,名气和出奇制胜无法成为分析师安身立命的法则,也不应该被外部噪音所带偏,而是回归初心,慢下来多思考自身的研究价值、打磨研究的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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