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坐飞机去旅行，见到一个中年男性，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影子。我曾经在这个公号里写到的一些特质，他居然一一具备。
一个人可能是生活中的慈父，家族中嘘寒问暖的长辈，但在社会上可能会大声喧哗、毫无公德、一心钻空子，这种人是不是挺常见？
一个人对陌生人毫无公德、面目可憎，可是面对熟人时却非常客气，立马变得特别文明，这种人是不是也很常见？
(资料图片)
一个人看起来很有家庭责任感，对孩子无微不至，但又事事代劳，养育“巨婴”，还极其偏执，容不得孩子不听自己的，大事小事都搞一言堂，这种人是不是很常见？
我最先见到他，是在候机厅。听口音和他跟别人的聊天，应该是浙江一带的出国务工者。他所去的国家，三十多年前曾经短暂对华免签，许多人利用这个时间窗口跑去黑了下来，后来又带动了各种亲戚和老乡。
他一直在关心自己大概七八岁的儿子，嘘寒问暖，一会儿问冷不冷，一会儿问困不困，但候机厅的冷气其实不太够，我看他儿子也在冒汗。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同伴不止他的儿子，还有一群人。接近排队登机时，他早早排在了前列，同时不断用手指着儿子，让他在附近座位坐好，意思是“你小孩子别来受罪，我先排队就行了。”
正式登机时，工作人员刚刚在闸口就位，他就大手一挥，家人们纷纷涌来。其中有他母亲——一个之后在登机时拿着行李长时间堵着过道，只是为了放在靠自己最近的行李舱，空姐劝说多次她都装没听到的大妈。还有四个女孩，最大的应该超过二十岁，最小的也有十岁。听称呼，这几个女孩子不是叫他三叔就是三伯，都是他的侄女。听她们聊天，应该都是移民二代或准二代。
一个人排队，突然变成七个人排队，后面的人都有点懵。如果是一两个人，大家也见怪不怪，可是一下子来了六个，后面老外们的表情就变得很奇怪，鄙视自不必说，还有年轻人一脸“没见过这场面”的惊诧。
尽管大多数行李都已经托运，他们的东西仍然不少。可是儿子两手空空，几个女孩都只背着自己的小背囊，所有沉重行李都给了这个中年男性和他的母亲。他背着一个大背囊，胸前挂着一个，然后还拖着一个可登机的行李箱，不停告诉工作人员自己只是负责拿行李，分配到七个人头上是符合登机要求的。即使如此，他还不忘呵护手上空空的晚辈们。他对家人乃至家族，无疑有着过剩的责任感，但这种呵护算不算溺爱？
最有意思的是，正常人都是拿着自己的护照和机票登机，他却像导游一样，将七个人的护照与机票一起拿在手上。他反复强调孩子们不靠谱，必须统一保管，但那四个女孩显然都有了自主能力，只是抗议无效。他将七张机票一起递给工作人员，反而增加了后者的工作量，其实一人一票，是最简单和省时的办法。
说到这事儿，其实我以前也观察过。欧洲人坐飞机，即使是三四岁的孩子，只要能走路，父母都会将机票交给他，由他自主登机。这或许是一种自主意识的强调，相比之下，眼前这个中年男性的做法，再对比他儿子和几个女孩的年纪，实在让人没法不想到“巨婴”二字。
排队时，中年男性一再跟儿子和几个女孩说：“很晚了，你们上飞机就赶紧睡觉”，而在登机后，他始终在不同座位间“梭巡”，哪怕因此堵塞过道。他的目的是为孩子找到更多空位，不用坐得那么挤，以方便孩子睡觉。正值暑假旺季，所以尽管是同一班航班，但相比几个月前乘坐时“一人一排”的空旷，现在人已经多到几乎坐满。唯一能让他钻空子的是机舱中段的中间最后一排座位，当他看到乘客基本上齐，那一排仍然无人时，便赶紧招呼两个女孩坐过去。
想钻空子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还有另一个中年男人，结果俩人就在飞机上吵了起来。他说这个位置是他先看中的，对方则说他一下子占了一排，这样太没有公德。正当这时，第三个中年男人走过来了，他与这俩人凑巧都认识，赶紧介绍几句，七弯八绕扯上了关系。于是二人立刻变得熟络，扯着大嗓门开始套近乎，就像十几年不见的老朋友。至于刚才的争执，也变成了互相礼让，没完没了。
这就是让人非常熟悉的“熟人道德”，我曾经在这个公号里探讨过这一点。
说起“道德滑坡”，不少人都会归咎于市场经济。这当然是荒谬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从世界文明史来看，社会整体道德水准和文明度更高的地区，都是经济发达之地。老话也说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道德沦丧与经济的关系，更多是因为市场的不充分，或者说是没有建立真正完善的市场，反而受到太多干扰，比如权力的寻租等。
在道德问题上呼唤“传统”，将古代社会想象为鸡犬相闻的单纯时代，也非常可笑。生产资料和物质的匮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历史自上而下的“道德轻蔑”——虽然嘴上将“道德”看得极重。
之所以说“轻蔑”，看看历史上强调的“优点”就明白了：政治斗争的血腥龌龊自不必说，民间故事所推崇的多是动不动就掐指一算，或是给人塞几个锦囊的“军师”，对诸葛亮、徐茂公、刘伯温、苗光义等人极尽神话。至于日常生活，相比嘴上对道德的推崇，实际上人们更重视的显然是“精明”这样的特质。“没心眼的好人=傻”，是许多人认同的社会等式。
对道德的轻蔑，本质上是因为许多中国人对社会关系和等级身份的看重。“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这个概念，如今似乎是文明社会的基准，但在中国式语境里却往往是负面的。从古至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处世哲学就是“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所以更强调的是相互依存，而非独立自主。这就使得人们必须建构关系圈子，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类似伯牙子期这种单纯的知音固然是千古佳话，但也仅仅是佳话，大多数人在内心里对此嗤之以鼻。他们显然更认同人的“有用性”，对方的社会地位、职位和关系网，显然比他喜欢读什么书、有什么高雅爱好更重要，一个人的价值，更大程度上在于将来能否“用得上”。所以“契约社会”一直遥远，“熟人社会”倒是常态。
这种功利性的依存关系，必然导致对权威的依附。家庭中强调父权、手工业中强调师徒关系，官僚体系则强调上下级关系。在这种依附关系中，“服从”显然比“独立个体的人格”重要得多。今天随便跑去问一个小领导，他都会强调“有个性的人难管理，服从性高的人才成熟靠谱”，这里所说的“有个性”，甚至未必是真正的个性，只是“不够服从”。
这就导致了中国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义原则，因为是非观念不是根植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根据社会圈子而变化，一个人无法“自己对自己负责”。一件事情，你觉得错了，那不等于错了，领导也觉得错了，那才是真的错了，如果领导认为是对的，大多数人会选择扭转自己的判断，而不是硬要把领导掰过来。至于事情本身的对错，在大多数时候反而都变成了最次要的事情。
“权威依附”只是道德轻蔑的一个表现方面，即使是日常生活中，两个普通人不涉及权力和地位高低的普通来往，也呈现出对道德的轻蔑。或者说，他们往往只强调“熟人道德”。
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个小学生，成年人在公交车上抢座甚至大打出手的事情，我没少见过。一个准备下车的人，随时会变成几个人的“猎物”，大家一边脚下摆好起跑姿势，一边观察周围“竞争对手”的动作，简直是常态。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熟人相见，两个人客客气气，守着空座位你让我我让你，客气半天谁也不肯坐。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第三方陌生人想坐下来呢？门都没有，因为这俩人一边互相客气，一边很有默契地封住那个座位，不给第三人机会。
这就是典型的“熟人道德”，为了一个座位，陌生人可以抢甚至大打出手，丝毫不管什么叫做文明，什么叫做体面，但两个熟人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种处世方式，全世界都会或多或少在一些人身上存在，但出现的概率绝不一样。一个有着强调“独立个体”传统的国家，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但在一个强调“互相依存”的国家就恰恰相反，人们的面子只存在于熟人领域。
就拿这个中年男性为例，在陌生人面前，他并不在乎自己的面子。他可以变相插队，可以大声喧哗，可以乱占座位，但当与他争吵的人变成某种意义上存在社会联系的“熟人”时，他立刻就将面子放在了第一位。
最终，他还是让两个女孩占据了这一排的三个位置，他和母亲、儿子和另外两个女孩则占着原先的七个位置。有趣的是，在座位分配过程中，他始终是指挥者，在安排每个人坐在哪里的问题上反复思量和调整，直到起飞之前仍然在腾挪。孩子们提出异议时，他会第一时间打断对方的话，不容任何质疑。
这个人无疑是矛盾的，他疼爱儿子，照顾家人，但同时连自己拿机票登机和自行决定座位这种小事都不允许孩子选择。他习惯各种钻空子的行为，但当面对“熟人”时，又会立刻变脸，将原本无视的面子摆在了第一位。
我以前曾经写过，虽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视为一种递进关系，因为现实原因，也因为真实的社会传统需求，许多中国人在实际操作中会将“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完全割裂。直至今天，许多人口中的责任感都是集中于家庭的，而到了社会上，可能一辈子连随地吐痰的毛病都改不了。许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都会强调自保，为了自保就可以无视社会阴暗面和基本的文明逻辑，比如“在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不要声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中国家庭探讨社会问题时，“别乱说话”之所以成为高频词，当然也是基于这种选择。
这样的个体当然是可悲和可鄙的，但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什么让“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被割裂，到了二者只能选其一的地步？
可以确定的是，当“家庭责任”只能与“社会责任”割裂时，意味着这种“家庭责任”也是虚假的，它只会让人跌入更糟糕的状态。就像我时常提到的：“一代人越是强调无底线适应社会，就越会给下一代带来更难适应的社会。”
关键词：
